拆迁频致死，不过他们都是计划外死人

米奇-妙妙

“执法过程中，出现的唐福珍点火自伤的意外，这一结果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。”这话，是唐福珍自焚事件发生后，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对记者说的。尽管公众在愤怒情绪促动下多有对涉事官员的激烈话语，但我想这并不妨碍大家正视此话的真实性。督管、部署、指挥强拆的官员以及开发商，会蓄意制造拆迁命案吗？他们乐意看见逼死人命事件发生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　　发生死人事件，官员和开发商知道这“有麻烦”，他们还是知道“人命关天”常识的。即便淡漠了这一常识，由于苦主不会善罢甘休，逼人死的一方也明白比较棘手。
　　可以说，所有强拆中的死亡事件，都在官员或官商联盟的“预定计划”之外。强拆出人命，都是计划外自焚，计划外自杀.....另外还有计划外的强拆人员死亡，总之，死者都属于“计划外死人”。
　　在“钉子户”这一方，是否早有“死人计划”呢？不会。即使他们有不惜代价保卫私产的意志表达，但他们的保产代价中，实际上并不包括自己任何一位亲人的生命。
　　强拆方和被拆方，都没有预定的“死人计划”，而强拆导致命案却成为“必然事件”和多发现象，其中缘由，就值得深入发掘和严肃挑明。
　　官员对“人命关天”常识，只是理论上言辞上晓得，这并不妨其漠视建设与发展中被逼死的人命。因为对官员而言，现实中的“事实奖惩”(包括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奖惩)，才是行权处事的有效法则。
　　中国城乡强拆过程中的命案虽层出不穷，但迄今只有两位官员受到组织和刑律的处理。一位是安徽颍上县黄坝乡的原书记马文献；另一位是安徽阜阳颍州区原副区长曹颍章。此二人的共同点，是都遭遇了领导批示，其后又查出了接受过开发商贿赂。此两案表现出的“进步”和“正面”，正揭示出当代中国的一个特大“阴暗面”——没有领导批示和“特事特批”，公检法和其他监察机构则不会介入强拆逼死人事件，并且，整个司法、监察系统没把这种非正常死亡事件视为需要有人担责的罪错。
　　因闹出人命而被处罚，属于小概率事件，绝大数此类事件连官帽和仕途都影响不到。可想而知，官员不愿强拆出人命为真，但同时，官员不怕强拆出人命也是真的。这样，事前缺乏警惕意识，事中大大咧咧雷厉风行，事后尚可“从容应对”，自然而然。
　　官员在强拆中不希望死人，但是！强拆中的伤人后果通常被考虑在内。也就是说，“伤人”情况的发生往往被公开允许或默认，且被估价为“低代价”的方式(有的地方安排救护车到强拆现场体现这种计划内伤人的思路)。有了决意动武、强力制服的决策，再有不管伤人与否的主观意图和行为方式，至此已经决定了命案的发生成为大概率事件。
　　官民双方，都低估了对方的意志与行为强度。整个强拆的前后过程，并非实力较量(实力无需较量即早知强弱)，而主要是意志的对抗。强拆不仅带来物质攫取和丧失，在暴烈手段强制剥夺他人赖以生存的家庭财产的同时，它还以暴力强加意志，进行精神强奸和“情绪镇压”，剥夺业主视为更珍贵财富的体面与尊严。而我们的官员，一来素有不在乎平民尊严感受的习惯，二来因工程拖延、威严受损、延误政绩等因素而具备了仇恨钉子户的心理，对“钉子户”谈不上尊重和怜悯。因而，此类事件从一开始便具有高烈度对抗的性质。
　　业主一方，是把政府往好处想的。他们的逻辑是“你们总不能为这事把我们打死、逼死吧！”而官员和开发商这一方的逻辑是“你们总不会舍命不舍财吧！”被拆的那边想，对方总该怕出人命的；强拆的一方想，对方总不至于不怕死。
　　一方宣示“死也不答应”的态度，一方展现“你无论如何也挡不住拆迁，政府绝不妥协”的姿态，到时候谁都找不到台阶下——官方下不了台发动冲锋；业主下不了台，因没有任何有效的反抗手段而最终“以命要挟”。
　　多例个案都是在官方队伍开始冲锋时，自焚就发生了。其实即使不发生自焚，也会发生别的悲剧。我相信业主不想死，在烧伤之后他们的求生愿望会更强烈，并悔恨交加。由此我还认可宜春官方关于业主“不慎自燃”的说法，因为，那弱势的一方其时已经压抑到极点，在一场激烈冲突来临时，他们虽然找不到退缩的理由，却也实在是不知如何是好。业主们面对宜春官员，确实拿不出有条不紊、恰到好处的应急计划。我想，若换成具备一流心理素质的老手，也难免手忙脚乱、理性尽失。
　　不仅如此，我还认可宜春那桩自焚案属于“全程合法合规”的说法。计划内不死人，死人还是难免；“全程合法合规”却杀人不眨眼，那罪孽显然源自这些官员的法统与宏观计划之内了。